女诗人路易斯·格里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晚上，一直在等诺贝尓文学奖结果的当当网CEO俞渝大失所望，发出了一声哀叹：“诗歌拉不动销售。”

　　角度之清奇，成功地引起了口语诗人沈浩波的注意，并当即为之赋口语诗一首，并批注，所有讨论中，只有俞渝的这一句最有诗意。

　　这句多少带些阴阳的批注，让很多吃瓜群众在这条微博底下讨论起了诗歌和商业的关系。而隔天，沈浩波又发了一条微博，表明了自己对诗歌与销售之间的态度：“好诗人不追求经济力”。并反问采访他的记者：“诗集为什么要好卖呢？”

　　然而，诗人不急俞渝急，落在诗人身上的每一粒沙，汇集起来，落在俞渝身上，就是一座山——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诗人，无疑给俞渝被李国庆剖开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

　　不过，这件事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诗歌拉不动销售？为什么在诗人佛系的今天，俞渝对此反应这么强烈？

　　其实，当代诗边缘化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不止是部分遗老遗少“人心浮躁”“物欲横流”“八十年代诗歌辉煌不复”的感叹那么简单：

　　事实上，我国当代诗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以顾城、北岛作品为代表的大众精神出口。

　　时代变了：80年代，刚从文革灾难下走出来的人们，急需精神出口去宣泄痛苦，而诗歌刚好承担了这一使命。

　　而90年年代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成为了时代的命脉。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很快，人们从热泪盈眶的诗歌万人广场中走出，奔涌入市场经济之海——诗人的声音淹没在时代浪潮中。

　　也因此，我国诗坛也得以走出公众议题，和二战后的国际诗坛接轨：内容上，逐渐内化，趋向个人生命体验和幽微的存在之思，艺术形式上，尤其是语言的探索上更加剑走偏锋。这些，都给当代诗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和门槛。

　　而诗歌逐渐边缘的这些年，也是图书市场逐渐步入凛冬的过程：纯文学与商业效益的冲突、纸质书与电子书的冲突，书籍与视频、音频等知识付费渠道的冲突......

　　而互联网思维下电商巨头的降维打击，卖书不为赚钱只为获客引流，更给实体书店和固守传统思维的当当雪上加霜。

　　立于图书电商潮头的当当逐渐没落，就是这些冲突与困境最集中的体现——诗歌救不了当当。

诗歌集体狂热的80年代：疯狂背后的压抑与反常

　　事实上，诗歌边缘化是常态，而狂热才是一种反常。

　　多年后，北岛还会回忆起，那个集体陷入诗人膜拜、精神狂热的八十年代——赋予了诗人无上的荣光。

　　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诗歌节，2000人的场馆，门票一抢而空，票价从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一张——堪比如今知名音乐节。而当年，大多数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40、50元。

　　为了防止出现踩踏事故，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治安，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会场六道大门被挤坏了五道，椅子踩坏了几十把，诗人在台上读诗，台下狂呼“诗歌万岁”。一些没买到票的读者甚至翻窗进入会场。

　　诗歌节结束后，观众冲上舞台要签名，抓住诗人抛向空中。诗人们四处逃散，舒婷被警察四面拥簇着突出重围，而北岛、顾城躲进了更衣室。

　　读者推门就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桌子底下的顾城急中生智，用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这才化险为夷——观众蜂拥向后门涌去。

　　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八十年代那种精神至上的狂热多少带些病态——从三年自然灾害、WG等一连串灾难中的走出的人们，极度恐惧、压抑，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疯狂地宣泄与反叛。

　　书写那段历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数不胜数，很多人都对陈凯歌《霸王别姬》中，巩俐演的菊仙在WG中自杀的镜头印象深刻——红烛中，吊死的菊仙一身红嫁衣，凄艳欲绝。

　　重庆作家虹影的半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里，有这样一首诗，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这种恐惧：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高声感恩，却无人听取。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当顾城朗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朗读“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 青春和我的笔/我也绝不交出这个夜晚/绝不交出你”时，台下为什么热泪盈眶：

　　在那个充满了背叛、揭发、仇恨的年代，诗歌让人们找回人之为人的尊严，重新占领精神高地。

　　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备受压迫，造就了一个诗歌时代。事实上，如今大众对当代诗的印象，很多都停留在了八十年代，一提起喜欢的诗人，大多都是“北岛、顾城、舒婷、海子”。多年后，南京某市民在演唱会朗诵北岛的《一切》时，台下同样热泪盈眶。

　　然而，人不可能一辈子活在黑暗的记忆里——90年代的改革开放，让人们把历史置于身后向前走，同时，物质的丰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精神的空虚，集体不再需要一个精神出口。而脱离了时代语境，“自由”“黑暗”“光明”这些大词，自然指向空无。

　　90年代后，我国诗歌逐渐从“大诗”趋向“小诗”：解构宏大叙事，反对大而无当的抒情和崇高：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把凡人还原成凡人。

　　拿90年代代表性诗人韩东来说，他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在当时可以说是充满先锋意味的反叛之作：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

　　而在当时，大雁塔作为文化象征，承载了不堪承受的历史之重。而韩东告诉诗人，大雁塔就是大雁塔，不是别的什么。当我们为其赋予过多象征意义时，我们屏蔽了“物”本身。

　　至此，第三代诗人卸下精神重负，从历史使命感中解放出来。此后，个体生命体验逐渐被开掘，诗人开始书写内心体验、照亮幽微的存在，也得以和国际诗坛接轨。

当代诗走向边缘化：从“大诗”到“小诗”，幽微的存在之思

　　什么是幽微的生命体验？拿这次获诺奖的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一首诗举例：

　　繁花盛开的李树

　　柳向阳译

　　春天，从繁花盛开的李树黑枝条上

　　画眉鸟发出它例行的

　　存活的消息。这般幸福从何而来

　　如邻家女儿随意哼唱

　　却恰恰入调？整个下午她坐在

　　李树的半荫里，当和风

　　以花朵漫浸她无瑕的膝，微绿的白

　　和洁白，不留标记，不像

　　那果实，将在夏天的烈风里

　　刻上松散的暗斑。

　　你会发现，这首诗本身不承载任何宏大的“意义”，你无法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去概括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揭示”什么，但你会对诗所传达的画面和意境有似曾相识之感：

　　甚至有一瞬间笃定，诗中这个下午的幸福你一定经历过，而诗人照亮流逝，并为其命名——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命名万物。

　　再比如我国诗人马雁的《看荷花记事》：

　　我们在清晨五点醒来，听见外面的雨。

　　头一天，你在花坛等我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一些雨。现在，它们变大了，有动人的声音。

　　而我们已经不是昨天的那两个人。亲密

　　让我们显得更年轻，更像一对恋人。所以，

　　你不羞于亲吻我的脸颊。此刻，我想起一句

　　曾让我深受感动的话，“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

　　最美好的时光。”一生中最幸福的，又再降临

　　在我身上。她仿佛从来没有中断过，仿佛一直

　　埋伏在那些没有痕迹的日期中间。我们穿过雨，

　　穿过了绿和透明。整个秋天，你的被打湿的头发

　　都在滴水。没有很多人看见了我们，那是一个清晨。

　　五点，我们穿过校园，经过我看了好几个春天的桃树，

　　到起着涟漪的勺海。一勺水也做了海，我们看荷花。

　　2002年冬

　　这也是当代诗歌的神奇之处：与平庸的日常状态贴合，有把瞬间定格成永恒的能力，照亮被你忽视的幽微存在。

　　所以，当代诗呈现出一种无声状态，不适合在万人广场朗读，只适合“mermer”：小声在内心默读：

　　正如作家赵松评价格丽克的诗， “她诗中的那些画面或场景，就像用高速摄像机录下的画面重新剪辑生成的，它们缓慢，异常清晰，也是了无声息的，即使里面的人物会发声也不会改变这本质意义上的无声状态。

　　她有着能把一个貌似微不足道的瞬间转化为一个繁茂的神秘花园的能力，这也是一种能把任何印象化身为茧然后再让其中的生命体破茧而出羽化成蝶的能力。”

　　所以，无论北岛、顾城的诗多么宏大，最贴合我们如今个体生命体验的，还是当代诗：正如四川大学教授邱晓林所说：

　　“种种幽微的，稍纵即逝的，莫名其妙的，荒唐的，八杆子打不着的，像群星一样点缀于我们的感觉之幕上的存在之暧昧，唯有文学可以接近它们。”